大部分人可能都听过《蒲安臣条约》,心里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疑惑,怎么会用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来称呼中美之间签订的条约呢?
更有意思的是签订《蒲安臣条约》的中国代表竟然还是一个美国人,而且这个美国人竟然还是今日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
这个人就是蒲安臣,一个美国人,却代表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被称为《蒲安臣条约》
一 共和党创始人
1820年11月14日,蒲安臣出生于美国纽约。1846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他前往波士顿,成为一名律师。1853年,蒲安臣成为了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他同时也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成为参议员的第二年,蒲安臣就和一群同样反对奴隶制的人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党。
两年之后的1855年,蒲安臣仕途更进一步,他开始在国会担任众议员。
1860年11月6日,同样是律师出身的林肯击败民主党候选人,成为了美国共和党历史上第一位总统。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这一年,在遥远的中国,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1年,林肯就职总统后不久,任命蒲安臣为美国驻华公使,任期六年。
二 来到中国
此时的清政府,正与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激战正酣。而林肯领导的新政府也面临着南方废奴州的分裂威胁。
一个混乱的中国还是一个有效统治的中国能让列强们的利益最大化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相比英法俄等国,此时的美国正面临着内战的危险,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动机来掠夺中国。
于是,作为第一批入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之一,来到中国后的蒲安臣开始积极地推行“合作政策”。这套政策的核心正是倚重清政府,维护清政府的统治,通过清政府的代理来维持列强在中国的利益。
蒲安臣支持美国传教士翻译《万国公法》,并将其推荐给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赞助设立同文馆,帮助清政府培养对外人才。1863年,清政府因为购买军舰和英国发生纠纷时,蒲安臣帮助清政府同英国政府进行交涉等赢得了清政府的好感。
尤其是他提出的“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于他自己人民的管辖,也永远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
面对落后的老大帝国,相比竟相割地赔款的英法俄,美国人的主张多少在清政府的心中赢得了些好感。而随着各国与清政府打交道的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要治理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对于这些外来殖民者来说有多么不切实际。
一方面,列强需要清政府为他们的在华利益服务,做他们的代理人;另一方面,清政府也需要从内忧外患中喘口气,“师夷长技以制夷”,以继续自己的统治。于是,在蒲安臣的努力下,列强对华政策暂时达成了“合作”的共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负责对外事务的恭亲王奕䜣在《请设总理衙门等事酌拟章程六條摺》奏折中说:“京师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也。”
清政府开始从天朝上国的梦中醒来,开始被迫接受西方外交体制,开始试着以西方的方式与西方交往。
更迫在眉睫的是,1858年清朝同英美法俄签订的《天津条约》即将期满10年,按照约定中外要进行换约。已经挨过揍的清政府总算开始认真对待和列强签订的条约了。可是派谁去,如何行“跪拜礼”对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来说,着实是个大问题。
而蒲安臣,恰恰又是一个既了解中国又了解西方那一套的“国际友人”,同时他不是中国人,这顺带还解决了是否跪拜的问题。
三 代表中国出使美欧
1867年11月,蒲安臣六年任期结束,准备打道回府。
在总理衙门为他举行的饯行宴会上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随后恭亲王奕䜣上了一道奏折,建议委任蒲安臣代表中国(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出使美欧诸国。很快,这个建议被采纳。
为了平衡英法两国的感受,清政府聘请了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和法籍海关税务司德善,并专门为了这两人创立了官职,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左、右协理”,说白了就是秘书。中方的首席代表是志刚和孙家榖。在出使过程中,他们扮演蒲安臣与总理衙门的中间人的角色。
为了此次出行,蒲安臣还设计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面国旗——黄龙旗。
1868年2月25日,上海虹口黄浦江码头。蒲安臣使团一行三十人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由于上海没有直达美国旧金山的航线,使团先到日本横滨,然后搭乘旧金山-横滨-香港航线前往旧金山。
到达美国后,加州州长在欢迎宴会上形容蒲安臣是“最年轻政府的儿子,最古老政府的代表”。在加州停留一个月后,使团经加勒比海到达华盛顿。
6月6日,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在华盛顿接受了中国的首封国书。蒲安臣也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到处发表演说,强调中国欢迎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而各国应该对中国保持一种明智的态度。“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应该维持。我希望它的独立,应该保全。我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
经过蒲安臣和美国国务院的商议,拟成《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条约共八条,主要内容为:中国保留领海权、自行管理内地贸易、向美国派驻领事、双方民众在对方国内信仰自由、自由迁徙、可互派留学生和设学堂、不得干预中国内政。
在当时清政府所在的历史情境下来看,这份条约可以说是中国签订的第一份“平等条约”。相比美国后来对外的“胡萝卜加大棒”,相比今天动不动就要“从实力地位出发”的美国政府,可以说很难得了。
同时也正是因为《蒲安臣条约》的签订,大量的中国人合法地进入美国,解决了内战后和太平洋铁路劳动力紧缺的问题。
在美国停留四个月后,1868年9月9日,使团从纽约出发前往当时的大英帝国。不巧的是,当时的英国正在大选,各大政党忙于选举,蒲安臣一行只好等待。期间使团参观动物园、泰晤士河还有蜡像馆,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蜡像馆里居然还有林则徐的蜡像。
抵达英国两个多月以后的11月20日,使团在温莎城堡拜见了女王。12月4日,英国内阁改组,自由党获胜,葛莱斯东任首相,克拉兰敦取代司丹立出任外交大臣。使团于是向新政府提出交涉,因为不久之前发生扬州教案,英国驻上海领事采取了炮舰政策,派军舰威胁地方官员,使团希望英国新政府能够约束这种行为。
但是,让一贯倚仗炮舰政策殖民全球的大英帝国约束这种行为的想法只能是徒劳。英国人一直宣称所谓的“自由贸易”,那只能是英国占主导地位的自由贸易。怎么占据主导地位,除了自身强大的工业和金融,还有就是身后的军舰。
12月26日,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会见了蒲安臣等人。28日,克拉兰敦发表一份照会,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政府“以和济事”,实行修约缓进政策,“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并且希望同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方官吏交涉。条件是中国政府应当忠实遵守各种条约义务。对于使团交涉的问题选择回避,等了这么久,自觉也谈不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来,使团便在1869年的1月2日启程前往法国巴黎。
此时的法国号称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是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三世。而此时的法国在欧洲正是说一不二的时候,希望在中国能获取到更多的利益,但是由于英国已经发表了修约缓进的对华政策,法国只好与英国保持一致。
1月21日,拿破仑三世接见了蒲安臣一行,但是由于反对势力的强大,使团在巴黎前后停留了八个多月,还是无法获得任何法国人的承诺。不过此时的法兰西帝国也快走到尽头了,因为第二年的巴黎凡尔赛宫就会见证一个新帝国的诞生。
只不过这个帝国不是法兰西,而是取而代之的欧洲新首领——德意志帝国。
蒲安臣使团失望地离开了法国前往瑞典,然后是丹麦、荷兰,他们在这三国停留时间都很短。
11月29日,蒲安臣一行抵达柏林。此时普鲁士的掌舵人正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忙于准备对法国作战的俾斯麦显然对使团一行没有多大兴趣,不过也参照英国发表了一份客套话。
随后使团于1870年1月31日从柏林出发前往俄国,两天后就到了当时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在与沙皇政府的谈判中,蒲安臣想为中国争取拿回被侵占的领土,可是对于当时扩张成性的俄国人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跟俄国人的谈判基本上谈不了实质性的内容,蒲安臣心情抑郁愁闷,日夜焦思:俄国“与中国毗连陆地万数千里。既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来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于会见次日就感染肺炎病倒,而且病情日益严重。
不久之后的2月23日,在各国奔波的两年多的蒲安臣病逝于圣彼得堡。
而清政府为了表彰蒲安臣的贡献,不仅追授一品官衔,还拨给他的家属一万两银子作为抚恤金。蒲安臣的遗体从俄国直接送回美国。在波士顿政府为蒲安臣举办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大厅上挂起了美国的星条旗和中国的黄龙旗。
大作家马克吐温为蒲安臣写了悼词:“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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