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城市哈尔滨在20世纪初还是个松花江边的小渔村。哈尔滨据说是满语“晒网场”的意思，文革期间有人提出要改名字，因为抗过大洪水，应该叫“缚龙市”云云，后来不了了之了。哈尔滨是随着20世纪初沙俄在黑龙江省建设中东铁路而迅速兴盛发展起来的。10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大批逃避革命的沙俄贵族又来到哈尔滨，这些人被称为“白俄”。这些先后来到的俄国人在哈尔滨盖房子，建教堂，开商店，办工厂，使得哈尔滨成为一座充满俄罗斯风格的城市。
中央大街是用长条石铺成的，两边都是欧洲风格的建筑，尖顶，圆窗，雕满异域情调塑像的门窗框和女儿墙，据说是仿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而建立的。高谊街和通江街上有好几个犹太风格的别墅。东正教的教堂很多，最大的要属省博物馆附近的尼古拉大教堂，这是全木结构的，据说俄罗斯有一座跟这座一样的，老百姓称之为“喇嘛台”。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拆除了，非常可惜。现在幸存的最大的是索菲亚教堂。我的小学中学很多同学都是住在俄罗斯风格的老房子里，建造得特别结实，房屋举架很高，墙壁非常厚，门窗都是雕花的，地面铺着厚厚的木地板。
在20世纪50年代末，侨居在哈尔滨的俄国人大都返回苏联了，但还留下一些。那时我家附近有一个大胡子老头，脸红红的，一大把白胡子，戴一顶呢帽，走路腰杆挺得很直。还有个干瘦的老太太，冬夏都戴着头巾，穿着裙子，就是在严寒冬季，也露出一截腿来。想当年他们应该都是俄国贵族，有钱有地位，受过良好教育，过着舒适的生活，而事过境迁，只能侨居他乡，度过余生。文革期间，中苏关系紧张，孩子们追着他们喊：“打倒苏修！”朝他们吐痰、扔石头，把老太太打得直哭。还有些中俄混血儿，俗称“二毛子”。
哈尔滨的很多地名跟俄罗斯有关，如“马迭尔”宾馆，“果戈里”大街，“斯大林”公园等。
哈尔滨的生活习俗也受俄罗斯影响，如房屋里面喜欢装修，男人豪饮，女性喜欢化浓妆爱打扮敢穿花哨服装等等。
早年有个叫秋林的俄国人，在哈尔滨开了两家商店，一家在道里区的中央大街上，被成为“道里秋林”；一家开在南岗区，称“南岗秋林”。这两家商店都是以生产和销售副食品为主，前店后厂，店里柜台上售卖的食品都是后面工厂直接生产出来的，非常新鲜可口，完全是俄罗斯风格的。直到我们生活的年代，这两家店还是叫“秋林”，已经成为当时哈尔滨人去商店买东西的代名词，“走啊，上秋林去！”
哈尔滨人语言中有很多用俄语发音的词汇，如“马达母”（老大娘）、“为得罗”（小水桶）、“布拉吉”（连衣裙）、大“列巴”（面包）、“塞克”（小长形面包）、“格瓦斯”（发酵不含酒精泡沫饮料）、“苏波汤”（番茄酱大头菜鸡蛋红菜汤）等等。
秋林售卖的副食品中保持着俄罗斯风格的主要有乳酪、奶油、果酱、香肠、小肚、腌马哈鱼籽、熏肉、熏鱼、酸黄瓜罐头，还有大面包、小塞克、奶油蛋糕等等，据说这些食品的加工方法很多在俄罗斯已经失传。
最有特点的一是大面包，也就是哈尔滨人称的“大列巴”，个头很大，一个有好几斤重，外面烘烤了有近两厘米厚的“壳”，里面松软，用刀切成一片一片的，抹上奶油、果酱、佐以乳酪、香肠、鱼子酱、酸黄瓜、苏波汤，就是一顿上好的俄式西餐。那时候每天道里秋林也就烤出几十个大列巴，要想买得早早去排队，每人只卖给一个，3元钱外加三斤半粮票。那时我最爱吃外面那层“壳”，特别是面包底下的硬壳。这样大个儿的面包在外地人眼中完全是个怪物，所以当时就流传着哈尔滨的“几大怪”，第一怪就是“大面包像锅盖”。时至今日，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的华梅西餐厅门旁边，每天都有人排着队买大列巴，但是现在的列巴个头小了很多，外面的壳也薄了很多，价格也贵了很多，但是不再收粮票啦。
二是香肠，主要有红肠、干肠、茶肠、粉肠、水晶肠，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红肠，就是熏制的肉肠，外表呈暗红色，尤以秋林的“里道斯”品牌和哈尔滨肉联的红肠最为地道。可以直接食用，亦可切片炒菜，闻着香，吃起来更香。久居外地，一想起它来就口水直流。在文革期间，买一斤红肠要收一斤肉票，因为它百分百肉制，一点不含其他辅料。当时一元多一斤，现在已经是20多元一斤了。
哈尔滨人吃红肠，那是一定要喝啤酒的。
哈尔滨与啤酒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中国最早的啤酒就是哈尔滨啤酒，电视广告上说的，“1900年”，正宗的俄罗斯风格。哈尔滨的啤酒消费量在全中国的城市里排名第一，世界的城市里排名第二，据说仅次于德国的慕尼黑。
哈尔滨人爱喝啤酒，能喝啤酒，是不争的事实。那段说哈尔滨“几大怪”的顺口溜，其中还有一句就是说哈尔滨人“喝啤酒像灌溉”。你若是真见过哈尔滨人狂喝啤酒，你就知道，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啊。
有一个段子描述哈尔滨人比赛喝啤酒的精彩场面：
两个人都非常能喝啤酒，互相谁也不服谁，有一天两个人一定要见一见高下。他们讲好了规矩，就开始比赛了。
两个人找了一张桌子做为比赛场，每个人搬来一箱啤酒。一箱是24瓶，箱子是硬塑料制成的，是专门装啤酒用的，没有盖子，箱子里面有24个方格，每个方格里放一瓶啤酒。把啤酒箱放在地下，一个人站在桌子的一边，裁判一声令下，比赛就开始了。
比赛的一条严格的规定就是不能用手碰啤酒瓶，只见两个人都背着手，弯下腰，用嘴从箱子里叼出一瓶啤酒，放在桌上，用牙咬住盖子一使劲，“呲”的一声，瓶盖被牙咬开了，把盖子吐掉，然后用嘴叼起酒瓶一仰脖，整瓶啤酒就“咕咚咕咚”地倒进嘴，经过嗓子眼灌进肚里！眨眼之间，一瓶啤酒喝光了，再用嘴叼着空酒瓶送回箱子里。这样就算喝完一瓶，紧接着，再叼出一瓶酒来，再咬开盖……整个过程中谁要是哪个环节弄不好，比方说叼不起瓶子来，咬不开盖，喝呛着了，瓶子掉了，喝不下去了……都算输了，如果两个人都是强手，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那就只能看谁先喝完这箱24瓶啤酒，谁就是赢家啦。
我没有真的见过这样的比赛，可我见过另一场喝啤酒的比赛，同样让我难忘。
我的父亲爱喝啤酒，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们家的几个孩子都分别担负过为他上街买啤酒的任务。先是姐姐，后又轮到我，我毕业下乡后，这个任务又交给了弟弟。
那时街上卖的啤酒有几种，一种是瓶装的，有生啤酒，3角钱一瓶，熟啤酒，4角钱一瓶。要用空啤酒酒瓶换。这些瓶子是特制的，也就是卖酒不卖瓶。至今哈尔滨仍然是这样卖啤酒，以至于多年后我在外地看到啤酒不用瓶换也能买还觉得很奇怪。另一种是散装的生啤酒，2角钱一大杯。后来这种大杯被玻璃罐头瓶所代替。
当时我家附近有几个买散装啤酒的地方，中央大街有两处，一个是冷食铺，一个是副食品商店。在尚志大街有一处是肉类食品商店。这几处的共同特点都是出售些熟肉食品和熟豆制品。同时出售瓶装和散装的啤酒。商店里都摆着几张桌子，供人们在这里喝啤酒用，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围坐在桌旁，桌上一层一层摆着几十杯啤酒，也就是几十个装满啤酒的玻璃罐头瓶。大家吵吵嚷嚷地每人拿起一杯，都是一口干杯的。还有些地方，往桌上端的是盆，就是那种大号的搪瓷洗脸盆，一满盆刚好是多少杯啤酒，端上桌后，大家用手里的罐头瓶去盆里挖一下，就满杯了，互相碰杯然后干杯。
那时啤酒也非常不好买，特别是瓶装啤酒难买，经常断货，每次如果能见到，简直如获至宝。心想爸爸今晚一定高兴，如果拎着空瓶子回家，就如同打了败仗没法见人似的。后来就主要去买散装啤酒了，有时候买这种啤酒还要配卖你一点熟食，不然不卖给你。
有一次我去买啤酒，就看到有一桌喝啤酒的人，吵吵嚷嚷正喝得热闹，其中有两个人不知怎么着就有了言语冲突，三两句不合，脸红脖子粗的就都站了起来。一个说：“你咋的，不服哇？”另一个说：“我凭啥？凭啥服你呀？”“不服喝酒！”“喝就喝，谁怕谁呀！”“拿酒来！上两盆酒！”就有人从商店柜台端回满满两大盆啤酒来！这哥俩也真不含糊，一人端了一大盆，互相还用盆“当”地碰了一下，干杯的意思，然后端起盆来，“咕咚咕咚”一口气，两个人真的都干掉了自己端着的那一大盆啤酒，在满桌人的叫好声中，他们握手言和啦。
当时请谁吃饭叫“冒沫”，因为啤酒有很多泡沫，那时候说求什么人办难办的事，都说：“你要请他‘冒沫’呀。”“请他‘冒沫’了吗？”
就连年轻的女孩子，也有很多很能喝啤酒的。一口气喝掉5、6瓶，面不改色。
还有规矩，不许上厕所。因为啤酒的水含量高，一瓶就是600多毫升，喝一肚子一会就想上厕所了，好，谁先忍不住的谁要被罚酒。
在这样的城市氛围熏陶之下，我自然也很能喝啤酒，1992年我下海经商到深圳，跟一个哈尔滨去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喝，中午一见面，找个饭店每人就是5瓶啤酒。那时广东人没见过这样阵势，一看到两个人要10瓶啤酒就吓一跳，总怕我们要多了喝不了。为避免言语麻烦我们就一次要两瓶，喝完再加多两瓶，喝够为止。哈尔滨人喝啤酒都是每人手拿一瓶，自己给自己倒酒，端杯就是干杯，喝一半放下要罚酒的。可是广东人当时不懂这个，看到你杯里空了，走过来就给你倒酒，但是他可不知道这是谁的酒那是谁的杯，经常给倒乱了，你怎么给他说明解释，他说他懂了，可是一会儿照样给你倒乱套。
几十年来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走到哪里都要品尝下当地的啤酒。10多年前在深圳开了一年的酒吧，喝过几十个牌子的外国啤酒。但是，至今我感觉最好喝的还是哈尔滨啤酒，是最便宜那种，哈尔滨人称之为“大哈啤”，现在的价格，2元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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