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群众五千余人来到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帝国主义的通牒。当时段祺瑞执政府(其实段祺瑞当时没有命令开枪)突然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这件事,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里写过。于是在3月19日这一天,全国舆论纷纷谴责这一事件。然而,3月20日,段祺瑞命令要抚恤死者,医治伤者。并且,召集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这也许是事情的真相,这件事虽然给段祺瑞本人抹了黑、遭到了舆论的非议以及全国人们的痛骂。因此,这件事成为了段祺瑞军政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败笔。
1926年4月9日,冯玉祥部下鹿钟麟率国民军以段祺瑞暗通奉系为罪名包围了国务院。由于手上没有军队,突闻这一消息,段祺瑞随即逃入东交民巷的法国使馆,段祺瑞执政府迅速倒台瓦解。从此,段祺瑞退出了多年的军政生涯,退居天津的日租界当起了寓公,过起了与世无争的生活,并潜心佛界、吃斋,钻研佛事,改号为”正道居士”。
据后来他身边的人回忆,这时候的段祺瑞完全与普通老百姓一个样,深居简出,穿着朴素,吃得非常简单,有时生活过得还非常艰难。他很少发表言论,很少评论时局。并且从此之后,特别喜欢下围棋。有时,常常看到他邀请爱好下围棋的人在家中切磋棋艺、博弈、探讨。
1928年,国民党军队控制上海后,蒋介石打听到段祺瑞一家的生活确实非常艰难,随即去天津送上2万元,这样他一家的生活才慢慢有所改善。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启了大举侵华的步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我国东北伪满洲国迅速建立。当时,许多汉奸、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等曾经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访段祺瑞,段祺瑞多次当面拒绝并表示不与日本人来往。为避免日本人的进一步要挟,1933年1月21日,段祺瑞悄悄离开天津,立刻脱离了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在1月24日这一天举家迁往上海,并突然公开表明自己坚决抗日的态度。在接受上海《 申报 》记者采访时,他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还说”爱国朝野一致,救国惟有自救耳。” 这些积极的言论,激发了当时全国人们的抗日决心,并初步分析了全国抗日的思路。
由于生活长期困难,又加之段祺瑞长期吃素,老年的段祺瑞得了严重的胃病。1936年11月1日,段祺瑞胃病突然发作,很快,在11月2日这天便在医院逝世,颇受后人争议的段祺瑞就这样走完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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