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里内卷，只会卷走安全感，美国式轻松教育同样会让“娇惯的心灵”垮掉

“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看，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了，你要听话，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这是村上春树在《舞舞舞》中写过的话。长大，是一个熟悉又忧伤的话题。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这个儿童节，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儿童成长——我们的教育为何不奏效？

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要参加各种补习班，最大的目的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同时，孩子们又被过度保护着，有些善意的保护可能适得其反，过度保护和过度教育反而让孩子成为“脆弱的一代”。

美国卢金诺夫在《娇惯的心灵》用三种谬论揭露孩子失败的真实原因，“与其为孩子铺好路，不如让孩子学会如何走好路”。

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

为什么越保护越脆弱？是什么样的教育导致了孩子们的认知扭曲？

西蒙斯在《爆裂鼓手》中说的台词：“再没有哪两个词比‘good job’更有害了。”

年轻人渴望得到来自“重要的他者”的承认，这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和自信心，可是如果承认来得过于轻易，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过度保护”培养出“娇惯的心灵”。

为了保护孩子，让他们远离过敏源，美国幼儿园禁止坚果类食品进入校园，但一代人过后，患有花生过敏的儿童比例反而大幅增加。

原因很简单，人体的免疫系统需要得到微小剂量的刺激才能得到锻炼，从小接触不到花生，反而更易对花生过敏。

花生过敏只是一例，它示范了作者在书中所讲的“进步带来的问题”。

美国法学院的刑法教授已经无法在课上讲授强奸罪了，因为学生总在抗议，甚至通过评教系统投诉，理由是关于性侵犯的课程材料会触发不安情绪，甚至唤起某些同学的童年创伤。

“在讲授有关强奸的法律时，组织学生讨论，挑战并质疑不同意见，已变得寸步难行。”哈佛大学教授格森在题为“讲授强奸法的麻烦”的文章中写道：“设想一位医学院学生，将来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在学习时却担心会因看到或碰到血液而变得抑郁。这时，他的指导老师应该怎么做？”

刑法教授现在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法学院学生害怕学习强奸法。

美国的孩子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总是一副弱不禁风的孬种样子，不再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反而成为容易受伤的 “巨婴”？

含着恨意的自我保护

日常生活中，简单且随意的口头或环境上的侮辱，可以是故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

一旦将“无意的”蔑视列入“微侵犯”的概念，完全基于听者的感受来定义何为蔑视，就会鼓动听者以最坏的恶意去揣度他人。

哪怕说者无心，听者也会格外在意。

当有人说“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时，听者完全可能把它理解成一种嘲讽：莫非我是一个浪费了所有机会的失败者？

再比如说“这份工作应该给最有资格的人”，这难道不是在赤裸裸地否定我的能力，伤害我的自信吗？

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家马克·里拉举过一个类似的例子：“课堂上的对话过去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A，我的论据如下。如今换成了这样的说法：以A的身份发言，你的想法B让我感到被冒犯了。”

显然，前一种对话模式让人们聚焦理性与逻辑，通过提交更好的论证来说服对方、理解彼此；而后一种对话模式则把身份作为标准，把重点放在对情感的伤害与冒犯之上。

当身体的伤害蜕变成情感的冒犯，当说话者主观意图让位于听者的心理影响，就会导致书中所说的“怀着恨意的自我保护”心理模式。

美国校园文化生态的畸变

正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日渐对立和极端的政治局势，使得青少年越来越倾向于拥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这一看法推而广之，其实可以理解为社会层面弥漫的敌我思维，使得青少年特别是新一代学生逐渐倾向以敌对眼光审视周边的人与事。

在这种敌对思维下，每个人的精神都高度紧张，这不仅体现在各种各样学生的言行举止间，也体现在校园教授的身上。

许多教授凭借个人政治观点上位，以观点的极端性、激进性而“一夜成名”，这也在无形中强化了学生对于这种思维的认同。校园在其中是风口浪尖，对其反应总是一触即发。

“我们vs你们”的认知谬误一旦植入心灵，就会编码成为这样的认知图式：“生活是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

2020年的美国大选让无数朋友割袍断交，对于大选结果信者恒信之、不信者恒不信之，归根结底都是这种认知谬误惹的祸。

当代教育方式已经严重走入误区，父母们对孩子焦虑多疑且保护过度。

一些负面信息往往被家长无限放大。他们常常会想：“看看所有这些食物/活动/言论/人吧，任其一类都会伤害我们的孩子！”

在父母眼中，某件事如果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安全，那它就有十足的危险。这其实强化了孩子的二元思维，让他以为一件事、一个行为乃至整个世界要么安全要么危险。

在面对他人言行时，如果他们无法从中得到百分之百的安全感，那么他们从中感受到的就只有敌意。

当一个孩子基于这样的思维进入校园或在网络空间中发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不难设想。